咱們再回到老蔣出書事件上來，為什么沒有身邊的學者阻止他？

    很簡單，因為老蔣是“孤家寡人”。

    我們來看史迪威寫于1943年的日記，日記中的“花生米”代表常凱申，這是史迪威給老蔣取的獨特外號，在美國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。

    “很簡單的飯菜，沒有什么儀式，但是上帝啊！那種氣氛。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，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……沒有爭論，沒有提問，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。”

    “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，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……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，何（應欽）像雕塑般坐在那里，根本沒有張嘴。”

    《中國之命運》是由陶希圣代筆的，陳布雷也寫了一部分。

    這兩位都是玩筆桿子出身的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此書的拙劣之處？縱使他們妙筆生花，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觀點都是老蔣的，他們只能在老蔣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種圓謊，那些似是而非、前后矛盾的論據論述，已經是陶希圣和陳布雷所能做到的極限了，至少還能迷惑到一些激進民族主義讀者。

    老蔣的可悲之處，不在于沒人敢對他說話，而是沒人對他講真話。

    咱們繼續看史迪威的日記：“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，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。他發布命令，每個人都鞠躬言是，但誰也不干什么。他了解中國腐敗貪污的全部清空，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……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，但他做不了什么……他想成為一個合乎道德的君主，一名宗教領袖，一位哲人。但他沒受過教育……他不愛聽不快的事，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，不可能和他講理……如果誰頂撞了他，他會勃然大怒……他大量發布命令，如同雪片一般，每個人都唯唯諾諾，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了哪些事。他害怕老百姓，怕人們議論，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。這很愚蠢……他沒有理由怕什么，讓他們說好了。他也不必怕共黨，他本可以利用他們。”

    史迪威只是中國的一名匆匆過客，在中國沒住多久，但已經把局勢看得很清楚了：“戰爭之后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。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，而這個國家很大，他不可能完全控制。頑固、愚蠢、無知、專橫、不容他人、不講道理、無法說通、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。”

    我們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衛戰，老蔣雖然對外宣稱是“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”，頗有誓與國家共存亡、君王死社稷的慷慨決絕。但實際上老蔣嚇尿了，他以為日寇即將攻破三峽、殺入重慶，他緊張到當著美國人的面，對匯報軍情人員發脾氣的程度。

    史迪威在日記中是如此記述的：“在宜昌事件（即日軍進攻石牌）中一片驚慌，他極為緊張，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。”

    而讓史迪威最無語且憤怒的是，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這么重大的事情，常凱申沒有跟任何軍政部要員商量。史迪威找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討論作戰計劃，何應欽表示一無所知，氣得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：“顯然，如果何（應欽）不知道，軍政部里是沒人知道了。那么，花生米同誰協商呢？同廚師，也許，或者是他的伙伴，上帝！這高于一切，這 一切，這個自大的小東西（指老蔣）將決定幾個國家的命運……這個偉大的獨裁者，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……他以為他是主的化身，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。”

    常凱申是很難被人說服的，他在沒有任何證據是輕易下結論，且不可更改。他在面對好消息和壞消息的同時，必然堅信好消息，即便所有線索都證明壞消息才是真實的，他依舊相信好消息。

    對于這一點，史迪威同樣深有感觸。

    在遠征軍作戰問題上，常凱申的很多做法讓史迪威匪夷所思，他只能請求宋靄齡和宋美齡去幫忙勸說：“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，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墻派。他除了樹立個人聲譽之外，沒有什么權力，他的家人更了解這一點……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復無常和怪誕。梅（宋美齡）總是說，他很難把握，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……她們（負責勸說的宋氏姐妹）已近乎精神崩潰，不能入睡。梅（宋美齡）說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。梅對我說，她做了一切努力，就差殺了他。埃拉（宋靄齡）說，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樣子。”

    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議，在老蔣那里都是無效的。

    連宋美齡和宋靄齡都無法說服，更何況周赫煊了。別看在小事上，老蔣處處順著宋美齡，遇到大事他半點都不會讓步。

    史迪威第N次離開重慶之前，特地來了周公館一趟。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，抱怨一通道，“周，我已經快被你們的領袖逼瘋了。他的所有軍事命令，都不跟中國軍政部商量，而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討論。上帝啊，難道他的辦公室助理們，會比軍政部的將軍、參謀更了解戰爭？真是荒唐透頂，美國和英國的命運，居然就可能掌握在這個傻瓜手里！”

    周赫煊笑呵呵說：“那不是他的辦公室，而是侍從室，我們的蔣先生很復古的。在中國古代，如果皇帝不信任自己的將軍和大臣，那么就會另設私人機構，比如清王朝的軍機處。”

    “見鬼的侍從室，我和中國的將軍還不如花生米的侍從！”史迪威瘋狂吶喊發泄著。

    周赫煊說：“這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手段之一，君主策劃于密室，其他官員照章辦理即可。”

    史迪威道：“可花生米身邊的侍從，只會溜須拍馬、隱瞞實情。你很難想象，花生米對于緬甸戰場的一系列指揮，都是在對前線沒有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做出的！他是在謀殺士兵的生命！整個重慶，我估計是唯一會對花生米說真話的人，我說出的很多真話都讓他震驚，因為他從沒沒有聽說過。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，得罪那些隱瞞真相的人，他們在花生米面前說我壞話，還造謠說我陰謀奪取軍權，說我想當中國的太上皇。真是可笑，我一個在中國毫無根基的美國人，怎么可能奪取軍權，怎么可能當中國太上皇？中國人民又不是傻瓜！”

    “你不是那個唯一說真話的人，”周赫煊苦笑，“幾個月前，我也在蔣先生面前說了真話，所以到現在我都無法邁出家門。我家的大門口，每天24小時有士兵看守。”

    史迪威聳肩攤手：“我這次來找你，就因為你是國際問題專家，是中國的大學者。我想請你去勸說花生米，但看來是想錯了，這個世界上沒人可以說服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