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周赫煊把磺胺藥品交給杜月笙的時候，國軍精銳德械第87師和88師，已經秘密抵達上海附近。同時，駐扎在蘇州的精銳部隊，則換上保安團服裝秘密進駐虹橋機場等戰略要地。

    顯而易見，國防會議雖然還沒開完，但常凱申已經打算在上海開戰了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直到此時此刻，日軍參謀本部都沒想過要進攻華東和華南。根據石原莞爾制定的《國防國策大綱》來看，日本完全沒有把中國當敵人，他們的假想敵依次是美國和蘇聯。

    在具體策略上，日本想要“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系”，通過占領東北和華北地區，遏制蘇聯的共產主義南下，以此來討好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。同時，日本又打算瘋狂擴充軍備，以武力為后盾與蘇聯談判，“迫使蘇聯放棄進攻遠東的圖謀”。

    這是日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國際大策略，在這個國際大策略之下，再進行對話戰爭的小策略。

    說起來很可能有人不信，日軍參謀本部是反對擴大戰爭的。他們定下的短期戰略目標，是穩固東北和占領華北，再挑動西北內戰。而遠期目標則是，逐步向南洋滲透，得到東南亞的橡膠和石油，接著再擠走英國人，爭取吃掉東印度群島，如此則可保證石油和橡膠等戰略資源的供應。

    等拿下東南亞以后，又消化了中國東北和華北地盤，便可以趁機染指西北和華東，并順勢吞掉整個中國。到那個時候，日本就不需要依賴美國資源進口，可以跟美國進行“最終戰爭”。打敗美國，日本則可成為遠東和太平洋霸主，順勢再把蘇聯的遠東地盤給吃掉。

    非常異想天開而又合理的戰略，說明日軍參謀本部還是有明白人的。

    若照此計劃而行，國內諸多勢力看到南方和西北安全，說不定又要爆發內戰，讓占領了華北的日軍笑著看好戲。而且，隨著日軍對華北和東北的消化，以及對東南亞的滲透，日本戰略資源儲備將更加豐富，偷襲珍珠港的事情極有可能推遲，美國也沒有借口那么快參戰。

    但是，日本海軍等不及了……

    如果嚴格按照《國防國策大綱》的步驟來執行，起碼在十年之內，日本海軍是無仗可打的。沒有仗打，就沒有軍功，沒有軍功就不能升職，日本海軍也沒理由索要更多軍費。

    于是乎，看到陸軍在華北打得順風順水，而參謀本部打算跟中國和談（是真和談，只想占領華北），海軍終于忍不住在上海動手了。

    八月九日，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齋藤要藏，駕駛軍車強闖虹橋軍用機場。遭到中國士兵阻攔后，他們開槍打死一名中國士兵，隨即被機場衛兵當場擊斃。

    日本海軍終于把事情挑起來了，上海的戰爭不打也得打。而陸軍部的一些軍官將領，也不甘心只占領華北，非常配合的幫著海軍挑事，逼迫參謀本部擴大戰爭意圖，將原本只占領華北的計劃改為占領整個中國。

    日軍參謀本部原先還很清醒，但看到陸軍輕松攻克平津，也覺得中國是個超級軟柿子，順水推舟就喊著要三個月內滅亡中國。

    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虹橋機場挑事開始，整個戰爭的方向，就已經脫離了日本軍部和政府的控制。就像手里牽著幾頭惡犬，那些惡犬瘋狂的向前奔跑，牽繩子的人根本拉不住，只能被惡犬帶著往前奔。

    八月十三日，就在周赫煊離開上海的第五天，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長谷川下令：對南京、廣德、南昌進行空襲，并對上海虹橋機場予以突襲。隨后兩日，日軍派遣軍艦16艘，載乘海軍陸戰隊若干登陸淞滬，日本內閣也決定向上海派遣陸軍增援。

    史稱，八一三事變。

    中國這邊，南京國民政府發表《自衛抗戰聲明書》，任命張治中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，任命張發奎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，對登陸日軍予以堅決抵抗和打擊。

    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，對中日戰爭的態度是袖手旁觀，并且美國在持續賣給日本戰略物資。德國表面上傾向于日本，但繼續暗中向中國出售大量軍火。

    無關國際友誼和道義，美國和德國的做法都是為了賺錢。

    只有蘇聯站在中國這一邊，并很快簽訂《中蘇互不侵犯條約》。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，各大國都采取中立立場的時候，蘇聯單獨聲明不與中日戰爭的中國方為敵，事實上就是在聲援中國，并把日本確定為潛在敵對目標。

    蘇聯的做法，同樣無關國際友誼和道義，這屬于地緣政治的范疇。

    不管如何，《中蘇互不侵犯條約》的簽訂，給危機關頭的中國帶來極大鼓舞，不管是南京政府還是各界人士，都對此條約的簽署感到無比興奮。

    當八一三事變的消息傳來，周赫煊已經到了南京，專門托人找到一位先生——許傳音。

    “周先生怎么專程來拜訪我？”許傳音感覺有些納悶兒。雖然他在南京當官，但官職并不大，不可能入周赫煊的法眼啊。

    周赫煊為什么要找許傳音？

    因為此君在戰爭期間主動留下，擔任國際紅卍字會副會長，主持國際安全區的難民住房安排工作，并成為 并成為國際救濟委員會中唯一的中方委員。

    在許傳音博士的主持下，共在南京建起了25個難民營，收容了約20萬到30萬難民，他還把自己的兩棟洋房也拿出來給難民住。

    作為唯一獲準在南京城內自由走動的非漢奸中國人，許傳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軍暴行，他后來成為東京審判庭上指控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證人。

    周赫煊問道：“許博士，如果日寇攻陷南京，你會帶著家人離開嗎？”

    許傳音搖頭道：“應該不會走。我身體不好，家業也在南京，我必須留在這里保住家產。周先生認為日寇會攻到南京？”

    “不好說，”周赫煊嘆息道，“以中日兩國的軍事力量來看，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。而且作為中國的首都，日寇一旦攻陷南京，恐有昔日旅順之事。”

    “大屠殺？”許傳音噌的站起來。

    “不怕一萬，就怕萬一，”周赫煊拿出20萬大洋的匯票說，“不管如何，戰亂一來，百姓遭殃。這20萬大洋，還請許博士收下，雇傭一些牛車和馬車，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孤兒寡母和老弱病殘撤離。”

    許傳音感覺腦袋暈乎乎的，他只是個小官僚兼資本家而已，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，又莫名其妙給他20萬大洋，還說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話。

    直到幾個月后，許傳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。

    實際上，國民政府從今年11月份開始，就在有計劃的組織南京市民撤離。對于內遷的難民，政府沿途在各市縣設有難民所，免費發放難民證和少量路費，同時也聯系紅十字會等慈善組織予以扶助。

    在戰爭爆發前，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.5萬，而到南京陷落的時候，已經只剩下50萬了，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。

    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，大致分為五類：

    一是奉命留下的。比如劃撥給國際安全區的警察，比如國黨和共黨特務，又比如學校、醫院和機關單位的留守職工。

    二是自愿留下的。比如世界紅卍子會的副會長許傳音博士、協管金陵女大難民營的程瑞芳女士，他們都自愿留下來救助難民。

    三是難舍故土的。誰都料不到日本會搞大屠殺，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輩子，終于打拼出一點家業，比如店面、比如房產、比如土地。讓他們丟下這些產業，背井離鄉朝著未知的遠方前進，他們很難下定決心。

    四是難以成行的。這些人生活比較貧困，大撤離期間車費昂貴，交通工具難尋，只能靠步行一點點前進。太辛苦了，而且生活沒有保障，他們都不愿走。

    五是親日派。這些人仗著跟日本人有聯系，或有生意來往，或直接當漢奸，還以為日寇來了就能升官發財，結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殺當中。

    歷史上，南京憲兵挨家挨戶動員撤離，耗盡唇舌之力，也無法勸動那些市民離開。

    周赫煊又能有什么辦法？

    就算到處宣傳日寇要搞大屠殺，那也得有人相信啊！

    周赫煊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給可靠之人留下一筆捐款，給生活困難的難民提供幫助，讓那些想走而沒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。比如這種情況，憲兵怎么勸說都不走的一戶人家——寡婦指著臥病在床的婆婆和幾個小孩反問憲兵：你讓我怎么搬？

    有了周赫煊的資助，至少那些孤兒寡母可以離開。

    周赫煊鞠躬敬禮道：“許博士，請你務必幫忙，拜托了！”

    這招很管用，一般人還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禮，許傳音連忙扶住他說：“錢我收下，我給你開一張收條。若是用不上，等以后再還給你，如此可好？”

    “多謝！”周赫煊抱拳說。

    等把周赫煊送走，許傳音才站在陽臺自言自語：“什么亂七八糟的？”

    在南京大屠殺以前，許傳音只是個普通人，他還沒有得到靈魂和人格的升華。

    當然，既然答應周赫煊幫忙，許傳音這樣有責任感的好人，肯定會盡量給困難者提供救助，能救下幾個算幾個吧。

    離開南京，周赫煊又專門去了一趟漢口，視察正在修筑當中的武漢長江大橋。

    時值夏季，洪訊將至。

    武漢三鎮的長江水位明顯上升，估計再過半個月，大橋的修建又將暫時停工，因為年年爆發的洪水就快來了。

    周赫煊詢問了一番進度，得到的答案是，大橋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，稍微出點問題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——那時正在打武漢會戰。

    周赫煊決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，讓施工方在橋墩上預留安放炸藥的洞口，方便以后日軍打來了就炸橋。

    這座橋在南北交通運輸中非常重要，早建成一天，就能為戰時物資和士兵的運輸提供便利，同時還能方便北方逃來的難民過江。

    希望能早日建成，并順利炸毀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