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抗戰前，中國的大學招生考試，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。

    從1938年開始，中華民國教育部進行統一招生。全國被化為15個招生區，主要考區都在西部，畢竟東邊大部分國土已經淪陷。各省考試機關可保送優秀高中畢業生，這些人不用參加考試，但保送生人數不得超過錄取總人數的10%。

    每年六月底發準考證，七月初開考，八月份就能拿到錄取通知書。

    被譽為“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”、“最后一個京派文學家”的汪曾祺，今天為了考西南聯大，不得不從上海坐船到香港，再從香港坐船去越南，再從越南走陸路來到昆明。

    為了保證準時考試，汪曾祺提前大半個月就來到昆明。他混進學生宿舍住了好幾天，每天跟著大學生們一起上課吃食堂，居然從頭到尾都沒被發現異常。

    今天，汪曾祺適逢其會，遇到了周赫煊出錢請大家吃豬肉。四十年后，他在一篇名為《周明誠和西南聯大》的文章里寫道：

    “西南聯大有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師范五個學院，其中文學院、法學院和理學院在昆明的西北角，工學院和師范學院分別在借居于昆明城內和城西。我來到西南聯大的第五天，便遇到后來被校友們津津樂道的盛會——周明誠殺豬宴?！?br />
    “當時，工學院的師生接到消息，穿過大半個昆明城前來赴宴。臨近天黑的時候，人人打起火把穿街過巷，讓昆明的警察如臨大敵，以為學生們要搞運動了。師范學院離校本部要近一些，他們唱著《大刀進行曲》，但把歌詞改成了‘大刀向肥豬們的頭上砍去’，頗有些‘壯志饑餐胡虜肉’的慷慨熱血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遠千里報考西南聯大的原因，主要是那里有聞一多先生、朱自清先生，還有沈從文先生。讓我喜出望外的是，我還沒參加入學考試，就見到了名揚四海的周赫煊先生。他這次帶來的不是小說或史學著作，而是十頭大肥豬，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煙。”

    “香煙屬于戰時管控物資，買幾包只要有錢即可，但大量購買且是上等好煙，那就比較困難了。后來我聽人說，周先生讓保鏢拿著他的親筆信，去找了龍繩曾（龍云的三兒子），那些肥豬和香煙都是龍三公子緊急調撥的?！?br />
    “這些香煙背后有故事。周先生剛到昆明的時候找人問路，正好遇見物理化學家黃子卿教授。黃教授自己掏錢給學生做實驗，窮得連煙都買不起，在售煙小販身邊徘徊許多，才忍痛買了兩根當場大口大口吸個痛快?！?br />
    “據說周先生當時感動得掉淚了，在跑警報的時候又聽說許多教授都斷了煙，于是就讓保鏢把好煙買來。當時抽煙最狠的不是黃子卿先生，而是華羅庚先生，他一邊吃肉一邊抽煙，肉沒吃完結果抽煙抽醉了，倒在地上呼呼大睡?！?br />
    “那天晚上，校舍旁的空地燃起堆堆篝火，師生們吃了豬肉很興奮，圍著火堆開始唱歌跳舞。由于樂器難尋，哲學系主任湯用彤先生以盆做鼓，吳大猷教授和妻子阮冠世先生敲碗伴奏，周先生在師生們的慫恿 的慫恿下唱起了歌曲《鴻雁》。聞一多先生的詩歌具有音樂美，但他本人唱歌真的很難聽，歌聲總是不在調子上……”

    “周先生舉辦的這次殺豬宴，讓全校師生情緒振奮，他要在昆明開設科學養雞場的消息也迅速傳播。師生們對此極為期待，工學院的教授帶著學生自發前往幫忙建設廠房，其他學院的師生也幫著挖掘蚯蚓。養雞場還沒建起來，蚯蚓就已經養了好幾池子，學生們個個都是養蚯蚓的能手?！?br />
    “周先生的養雞場確實為師生們帶來實惠，學生食堂每周就有兩頓可見炒雞蛋，每頓都有清澈見底的雞蛋湯，我們把這些雞蛋稱為‘明誠蛋’。雞蛋還是學校發給老師們的補貼物資，每位老師按家中人口計算，每人每周可領到五枚雞蛋改善伙食?！?br />
    “這種情況到了1943年急轉直下，由于學校經費緊張，物價高漲，老師們領到的雞蛋都拿去菜市場換錢了?！?br />
    “沒人舍得吃掉，因為生活太艱難了。有一次，胡定邦同學在早市上看到吳晗教授提著菜籃子四處轉悠，還以為他是在精挑細選好菜，走近了才知道他滿市場找便宜菜。”

    “由于吃不飽飯，金岳霖、朱自清等幾位先生組成種菜小組，推舉植物學家李繼侗教授擔任種菜組組長，生物系講師沈同先生擔任種菜助理，所有教授一起澆水施肥，豐收時節一起分享?！?br />
    “朱自清教授由于饑一頓餓一頓，患上了嚴重胃病。有次他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作業，書桌旁邊放著馬桶，整整改了一夜作文，拉了30多次，第二天都虛脫了相，臉也沒洗就照常去上課?！?br />
    “相比起文科教授，理工科教授們絕招更多，他們可以利用粗糙的機械和原料，自制肥皂、墨水、酒精等物出售。我們常說，學好數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那個時候還真是這樣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們學生的日子也不好過，民國時候能讀大學的，基本上都出生于殷實家庭。過去許多富家子弟，女生帶老媽子上課，男生讓門房跑腿。可到了云南，必須事事躬親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縫縫補補，自己動手把破襯衣改成背心。當時學生們最流行穿紅十字會等福利機構送來的舊衣服，聯大學生穿著這些衣服上街，就跟要飯的一樣，連搶劫犯都懶得看一眼?！?br />
    “不過相比起老師們，我們學生至少不用為錢發愁。學費、伙食費和宿舍費是全免的，每月還能領8元錢的貸金，可以用這些錢置辦學習和生活用品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們發現八元錢不夠買一瓶墨水——從1937年到1943年物價漲了200倍，到1944年已漲到2000多倍。老師們的薪水哪里夠養家？不得不把周先生的蛋換成錢買粗糧吃?！?br />
    “我記得是1943年底，周先生從重慶運來3500套棉鞋衣褲，又在昆明采購了十幾大車的物資。那年冬天，師生們人人穿上了新衣，過年也有了肉吃。聽說不僅是西南聯大，中央大學、金陵大學等內遷學校，周先生都有贈送大量物資，難以計算耗費的金錢，我們平時都戲稱周先生是‘衣食父母’。還有些愛開玩笑的同學，每次見到送物資的卡車，都大聲嚷嚷：咱爹又送吃穿的來了……”